中华民族是一个爱美的民族、爱花的民族，尤其钟爱牡丹。我们的祖先爱牡丹、种牡丹的历史几乎和他们生息繁衍、发展壮大的历史一样深厚悠久。 牡丹，原为陕、川、鲁、豫以及西藏、云南等一带山区的野生灌木，散生于海拔1500米左右的山坡和林缘。我国牡丹的种植可追溯到二千多年前，1972年甘肃武威东汉圹墓中发现的医简中已有牡丹入药的记载。牡丹作为观赏植物始自南北朝时期，文献多有记载。刘赛客《嘉记录》说：“北齐杨子华有画牡丹”，牡丹既已入画，其作为观赏的对象已确切无疑。谢康乐更具体指出种植的具体情况：“永嘉水际竹间多牡丹。”（《太平御览》）近代生物学先驱达尔文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写的《动植物在家养情况下的变异》一书中说，牡丹在中国已经栽培了一千四百年“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推到一千四百年前，那是公元五世纪，即南北朝初年，和中国牡丹的栽植历史大体相属。隋代，隋炀帝（公元605-618 ）时“辟地周二百里为西苑，昭天下境内所有鸟兽草木驿至京师（今河南洛阳
）。易州（今河北易县）进二十箱牡丹”。《隋志素问篇》中说道：“清明次五时牡丹华。”这又足以说明牡丹作观赏植物则规模更大。
唐代（公元618-907）牡丹栽培开始繁盛起来。开元中盛于长安。传说当时洛阳有个叫宋单父的善于种花，应唐玄宗李隆基之召，到骊山
种了一万多本，颜色不相同（《龙城录》）。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等三首“清平调”就是歌咏几种不同颜色牡丹的。“庭前芍药妖无格，池上芙蓉静少情。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贵贱无常价，酬值看花数：灼灼百朵红，戋戋步束素。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白居易：“买花”）从以上这些诗篇可以看出当时帝都长安裁培牡丹的盛况。这时，牡丹不但颜色种类多了，而且还出现了一些新奇变异和重瓣现象。“兴唐寺有牡丹一窠，元和中着花一千二百朵，其色有正晕、倒晕、浅红、浅紫、紫白、白檀等，独无深红，又有花叶中无抹心者，重台花者，其花面七、八寸。”（《酉阳杂俎》）“穆宗皇帝殿前种千叶牡丹，花始开香气袭人，一朵千叶，大而且红。” （《杜阳杂俎》）。这也说明了，我国早在公元九世纪，便已经有了重瓣牡丹。宋代（公元９６０－１２７９年），中国牡丹栽培中心，由唐之长安而转移到了洛阳，牡丹的品种，栽培技术更加系统、完善。并出现了一批理论专著，对牡丹的研究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时期的著作有欧阳修的《洛阳牡丹记》；周师厚的《鄞江周氏洛阳牡丹记》、《洛阳花木记》；张峋的《洛阳花谱》等等。记述了牡丹的栽培管理，总结出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成熟经验。欧阳修说：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树，盖其不接则不佳。成都
、杭州
等地。天彭裁培的牡丹，为蜀中第一，号称“小西京”。诗人陆游在蜀中做官，亲往游赏，并撰《天彭牡丹谱》（1178年）。宋室南渡后，洛阳花事衰微，杭州却得到发展，出现一些新奇品种，如‘重台九新淡紫牡丹’、白花青缘牡丹’等。大
元代，是中国牡丹发展的低潮时期，长安、洛阳等地能见到的好品种已屈指可数，品种退化，重瓣品种难得一见，因有“千叶独难遇，亦犹千人为英，万人为杰，尤世纪不恒有者”（姚燧《序牡丹》）之叹！明代（公元1368-1644年），牡丹的栽培的中心，转移到了安徽亳州。夏之臣《评亳州牡丹》云：“吾亳州牡丹，年来浸盛，娇容三变，尤在季孟之间。等此而上，有天香一品，石榴红，胜娇容，宫红袍，琉璃贯珠，新红种种不一，杂红最后出，品种难得。又有大黄一种，轻腻可爱，不减三变。佛顶青为白色第一。大抵红花以花子红，银红、桃红为上。”又云：“草堂数武之步，种莳殆偏，率以两色并作一丛，红白异状，错综其间，又以平头紫，庆天香，先春红三色插入其花丛，间集而成文章，他时盛开灿然若锦”。此时开中国插 花技术之先河。在明代，亳州牡丹虽有盛名，但曹州（今山东菏泽），国都北京
牡丹栽培也逐渐繁盛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