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 针刺放血逆疗法：在有关文献中查到三例：阔亦田之战的余波中，成吉思汗“颈被伤，流血苍黄之甚”。那可儿者勒篾“将壅血吮去”、“咽的咽了，吐的吐了”。至夜半，成吉思汗方从休克中“醒悟”。另一次，20余名敌人埋伏于岭，截击成吉思汗，矢伤成吉思汗之口，“昏仆于地”。“博尔术至，以热水饮……凝血乃吐”，苏醒。第三例是在合剌-合勒只惕的战斗中，窝阔台项脉为箭所中，淤血凝塞，落马，发烧，处于休克状态。后为部将孛罗忽勒救上自己的坐骑，归来途中，“将凝住的血咂去”。者勒蔑、博尔术和孛罗忽勒对不同患者施以同一办法，实际上这是治疗外伤的一种简单方法，排除的血大体是坏死或者被污染。这样处理，可以镇痛、消炎、退烧，找有助于坏死部位组织之康复。在当时缺医少药异常紧急的情况下，不失为紧急抢救而又有效的方法。
牛腹疗法：窝阔台率领一路军攻打西京，麾下著名将军谢睦欢“力距先登”该城城墙，不幸“连中三矢”。三箭之伤本来就很严重，又从高高的城上摔下，不省人事。窝阔台“命军校拔其矢，缚牛，刳其肠”，将睦欢“裸机时纳诸牛腹中，良久乃苏”。抄马都镇抚郭宝玉跟随成吉思汗西征。在讹夷朵战中“胸中流矢”，昏迷。成吉思汗“命剖牛腹置其中，少顷，乃苏”。不久，便恢复健康，又参加战斗。在同次西征的一场战斗中，骁勇善战的布智儿“身中数矢。太祖亲视之，令人拔其矢，血流满体，闷仆几绝。”“太祖命取一牛，剖其腹，纳布智儿于牛腹，浸热血中，移时遂苏”。1274年沙洋、新成之战，管军总管李庭“炮伤左肋”，但仍坚持战斗。抢攻外堡时，“复中炮，坠城下，矢贯于胸，气垂绝。”面临死亡。总帅伯颜为挽救这位将军的生命，也使用牛腹疗法，命杀一头水牛，剖腹，纳李庭于其中,良久乃苏”。
谢睦欢等四人的箭伤，炮伤和摔伤都是严重的外伤，伴有休克、气绝，通过牛腹疗法均起死回生。而窝阔台、成吉思汗和伯颜等到人都知道牛腹疗法的神奇效用，显然这是草原人广泛使用的一种治疗重伤的方法。利用此法治疗救活的人远不止四位将领，只是没有记载而已，它的治愈率是不低的。这在以畜牧业为主的北方草原，有它的普遍适应性，是蒙古医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发明。后人的羊腹疗法，大体是由牛腹疗法发展而来的。
药物： 蒙古及其先世在放牧和狩猎的过程中，时时与植物打交道，逐渐认识到它们的营养、毒性和防病、治病等作用。兀剌速惕、帖良古惕和客思的迷诸部落生活“在乞儿吉思人和谦谦州人地区的森林里”，《秘史》称“林木可的百姓”。他们有个重要特点：“以熟悉蒙古药剂，用蒙古方法很好地治病闻名于世”。这是“蒙药”、“蒙医”第一次见于正式记载，在蒙药、蒙医发展史上是划时代的标志。上述史料还告诉我们，兀剌速惕等三部落的蒙古医学和药物学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而“闻名于世”。 汉代医简药物中的“驼苏”，系用骆驼的奶为原料制成。这是补养身体的佳品。尽人皆知，骆驼生长在北方草原，故驼苏与北方游牧民族具有密切的关系。饲养骆驼的北方游牧民族，包括蒙古及其先世都喜欢驼奶和驼苏。元世祖举行“大朝宴”时，餐桌上就放有装着骆驼奶的纯金容器。柏朗嘉宾在《行纪》中有蒙古人饮用驼奶的记载。历史悠久的马奶酒是美味可口的高级饮料，深得蒙古人和来到蒙古地区的一些外地人之垂青。马奶酒不单纯是饮料，从健康角度讲还是一种特殊的药酒。它具有多种医疗效用：开胃滋补，治高血压和低血压之昏厥症，除气湿痞积，消水肿，疗脾胃疾病、肺病和痔疮等等。蒙古人不仅把它作为高级饮料，而且也当作健康、幸福、吉祥、如意的象征。 1226年（太祖十七年）汗国大军攻下西夏灵武。“诸将争掠子女玉帛”、而耶律楚材“独取书籍数部，大黄两驼而已”。不久，军中流行“病疫”，唯大黄河治其病。关键时刻，楚材两驼大黄发挥了重要作用，“所活者几万人”。最迟至此时，蒙古人已掌握大黄的医疗功效。1254年在哈剌和林，欧州人俘虏金匠威廉患病 ，基督教僧侣给他“大黄喝”。再次证明蒙古草原已使用大黄治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