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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面是一个危险的世界。如果你走出去，可能会滑倒在门垫上，摔伤一条腿。如果你点燃炉灶，可能会把房子烧掉。但是假如门垫或炉灶上没有警示语告诉你可能发生的危害，那么你或许可以就自己所受的伤害通过法律诉讼，成功地获得赔偿。大约自80年代初以来人们就不再（guang xian注：此处“不再”二字应删除！）这样认为了，当时陪审团已开始认为更多的公司应对其顾客所遭受的不幸负责。
公司因此感到了威胁，便做出了反应，写出越来越长的警示标识语，力图预先标明种种可能发生的事故。现在，梯子上警告标签有几英寸长，除了警告你其他可能发生的意外情况外，还警告你可能会摔下来，简直是莫名其妙！印在儿童编幅侠披风上的标识语竟然也告诫说，本玩具“无法让用户飞行”。
虽然警示语常常是合理而必要的，如对药物副作用而产生的危险的警示语，并且很多是州或联邦法规所要求的，但是当消费者受伤，这些警示语能否真正保护制造商和销售商使之免于责任，这还很难说。被受伤的消费者告上法庭的公司中，大约一半的情况是公司败诉。
现在看来这种趋势正在转变。尽管个人伤害的指控一如既往地继续着，但有些法庭已开始站到被告一方，特别是在处理那些有警示语也无法避免伤害的案件时。五月份，伊利诺斯州的Shutt体育公司总裁朱利·尼蒙斯就成功地打赢了这样一场官司。一名橄榄球队员戴着该公司的头盔在一场比赛中受伤瘫痪，遂将该公司告上法庭。公司总裁朱利·尼蒙斯说：“他成了瘫痪，我们非常难过，但头盔的设计不是为了预防这类伤害的。”陪审团也认为造成该运动员受伤的是这项运动本身的危险性，而不是头盔。与此同时，美国法学会——该学会由一群举足轻重的法官、律师、学者所组成——签署了新的民事侵害法纲要，宣布公司不必警示顾客那些显而易见的危险，或者给顾客列出一份冗长的可能造成的危险的清单。康奈尔大学法学院一位参与起草新纲要的教授说，“重要的信息会淹没在细枝末节的汪洋之中”。如果该法律团体的这一适中的目的能够实现，产品上提供的警示信息实际上是用来保护消费者利益的，而不是为了避免公司承担法律责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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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在网上交易的第一年当中，大部分业务活动都是围绕着努力开发消费者市场来进行的。最近，随着证明网络不仅是一种时尚而已，公司间便开始（在网上）交易产品和服务。这类公司之间的销售是很有道理的，因为商人通常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产品。
不过，由于怀疑网络的可靠性许多公司仍对网络的使用犹豫不决。Forrester研究所的资深分析家布兰·欧文说，“商家需要认识到他们可以信赖销售商和供应商之间的这种途径。”有些公司为了限制这种冒险，只与那些已经熟识的贸易伙伴进行在线贸易，给予这些伙伴进入本公司局域网的权利。
网络商业模式的另一个重大变化体现在营销策略上。前些年，互联网上的营销活动还集中在如何将用户“拉进”网站的策略问题上。然而，在去年，软件公司开发出新的技术，这些技术使得公司可以将信息直接“推出”给消费者，直接把营销信息传送给特定的用户。最突出的例子是Pointcast网络，该网络使用一种屏幕保护系统，将大量最新的信息和广告不断地传送到用户的计算机显示器上。用户可以定制自己想要接受的信息，然后直接进入某个公司的网址。像Virtual Vineyards这样的公司业已开始采用类似的技术将有关特价商品、产品推销或其他活动的信息“推”向用户。但这种“推”销技术遭到许多网上用户的鄙视。网上文化推崇这样一个概念，即流动到屏幕上的信息应是在专门的请求之后才出现的。一旦商业促销不请自来地充斥电脑屏幕，那么网络和电视就没多大差别了。这种前景让网络净化者感到不安。
网上公司并不是非得依靠“推销”策略方能挣钱。像Virtual Vineyards和Amazon.com及其他开拓者的例子说明：一个销售适类商品的网站，如果将交互性、热情服务、安全性合理结合，肯定会吸引网上用户的。计算能力的成本持续自由下降，这对任何建立了网上销售的企业来说都是个好的征兆。回顾过去的5到10年的历史，人们很可能会感到奇怪：尝试网上销售的公司为何如此之少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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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计算机课堂教学，人们在观点上存在着一条无形的界限：一种是以学生的就业前景为理由，另一种是以激进的教育改革为理由。很少有人就这一区别——事实上是矛盾——进行撰文探讨，但它却是促使计算机进入课堂的活动出问题的关键。
旨在使学生胜任某种工作的教育是职业教育，它存在的理由与法律所规定的普及教育之间有很大差别。根据法律要求，所有儿童都必须就学至十几岁，其目的并非简单地增加他们的谋职能力。我们更应该具有的是作为美国公民的某种观念，即他必须准确判断自身的生活和幸福是如何受到外界影响的，否则他的公民特征就是不完整的。但是情况并不总是如此；在法律要求所有儿童必须上学至一定年龄之前，人们普遍认为有些儿童天生就适合接受这种教育。随着工业化给国家带来的特有乐观精神，我们已经接受人人都适合受教育的观念。倡导计算机教育的人抛弃了这一乐观理念，取而代之的是与他们乐观外表相悖的悲观论调。基于将计算机引入课堂的“教育理由”和“谋职理由”的混淆，主张计算机教育的人常常只强调毕业生的就业前景，而忽略了他们的教育成就。
对适当的学生实行职业教育也有道理。欧洲的许多学校很早就引进职业培训的概念，以确保儿童具备欲从事的职业所需的技能。然而，去臆断科学家、商人、会计职位的数量是武断的。此外，在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经济延展到这么多的州，涉及到这么多的国际公司，因而要按照数量培养出所需要的各类专业人员是不太可能的。
但是对少数学生而言，职业培训也许是可取之路，因为在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熟练的技能是能否得到工作的关键。当然，目前计算机的基本操作非常简单。不需要花毕生的时间去熟悉各种不同的软件程序的使用。当然如果想成为一名计算机工程师，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基本的计算机技能最长也只需一两个月即学会。不管怎样，基本的计算机技能只是对成为专业技术人员所需的各种实际技能的补充。当然应该看到的是，不管是职业学校、还是普通学校，混淆计算机教学的目的，都不会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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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苏格兰研究小组透露三个月前他们克隆了一只成年绵羊时，世界为之震惊，克林顿总统迅速做出反应。他宣称反对利用这种非同寻常的畜牧业技术去克隆人，并下令禁止使用联邦资金做这样的实验——尽管还没有人提议要那样做——并责成成立一个由普林斯顿大学校长哈罗德·夏皮罗为首的独立专家小组，在90天内拿出有关克隆人的国家政策的建议，向白宫汇报。这个名为“全国生物伦理道德顾问委员会”（NBAC）的小组一直在非常积极地工作，集思广益，并诉诸笔端；在5月17日的一次会议上，委员们就接近定稿的意见书取得了一致意见。
NBAC将要求克林顿总统禁止使用联邦资金克隆人的90天禁令无限期地延长，并且还可能要求将之立法。但是，NBAC成员们正计划在建议的措辞上更为严谨，以避免给克隆人体DNA或细胞等研究带来更多地限制——（这属于）分子生物研究中的常规课题。然而，该小组尚未在一个关键问题上达成一致，即是否建议立法机关把将私人资金用于克隆人的行为视为犯罪。
在5月17日会议上讨论的建议序言草案中，夏皮罗表示，专家组已取得广泛的共识，认为“试图利用成人细胞核去克隆婴儿将是违背道德伦理的”。夏皮罗解释说在与会期间，道德上的怀疑主要源于对婴儿健康带来危害的担忧。随后，该小组非正式地接受了几条一般的结论，尽管有些细节尚无定论。
NBAC计划呼吁继续禁止使用联邦政府基金利用人体细胞核去克隆婴孩的任何企图。因为现行的联邦法律已经禁止使用联邦基金克隆研究用的胚胎（人类子代出生前的最早阶段）或有意识地危及胚胎的生命，NBAC在胚胎研究这一问题上保持沉默。
NBAC的成员明确表示，他们呼吁由私人提供资金的研究人员和机构不要试图通过人体细胞核转移去克隆人。但他们在是否进一步要求联邦立法强令彻底禁止克隆人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夏皮罗和大多数委员赞成将此立法，但在电话采访中，他透露这一议题仍“悬而未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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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实践中，科学的进步依赖于做实验，但更依赖于实验的观察者（即做实验的人）的心理是否有足够的准备。艾萨克·牛顿爵士通过苹果落地发现了万有引力。多少个世纪以来，苹果一直在许多地方落到地面，也有成千上万的人看到过苹果落地。多年来牛顿一直对月球和行星绕轨道运行的起因好奇不已。是什么使它们处于现在的位置呢？它们为什么不落到天空之外呢？苹果向下落到地面不是向上飞到树上，这一事实回答了他长期以来一直对天空中更大果实——月球和行星所存有的疑问。
多少人会考虑过苹果向上飞到树上的可能性呢？牛顿考虑过，因为他不想对任何事情进行预测。他只是怀有好奇心。他的思想在准备思考不可预测的事。不可预测性是科学研究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特征。如果没有不可预测现象的产生就无所谓科学研究了。科学家们在为科学杂志撰写千篇一律的报告时常常忘记这一点，而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却比比皆是。
在和一些科学家，特别是年轻科学家交谈时，你可能会有这样一种印象：他们认为“科学方法”可以代替创造性思维。我出席过一些科研会议，会上有人问一位科学家继续某项实验是否是明智之举。那位科学家皱了皱眉，又看了看图表，然后说：“数据还是不够充分。”预算部门的人说：“这点我们知道，但你的意见如何？你觉得值得做下去吗？你觉得我们可以期待什么呢？”这位科学家感到很震惊，他没有料到人们会让他做出预测。
当然，这几乎等于说：那位科学家成了他自己论文的受害者。他所提出的种种论断是如此不容置疑、如此一致，以至于不仅他自己相信了，而且也说服了工商界的管理者相信其正确性。假如科学实验像科学杂志登载的科学报告显示的那样完全按事先的计划去规划和实施，那么，对管理层来说，期待研究能够产生可以用金钱衡量的结果是完全合理的。审计人员也完全有理由相信，确切知道自己的目标并知道如何实现这一目标的科学家们根本没必要用一只眼盯着现金计数器的同时，还要用另一只眼睛盯着显微镜。如果像他们的论文所反映的那样，科学家也想看到规律性和与某种标准模式的一致性，那么如果管理人员歧视研究人员中的“标新立异者”，而赞赏“善于合作”的具有传统思维模式的人，那也是无可指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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