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土溪至岩峰的一尊尊汉阙隔三岔五地耸立在10余公里的官道旁，在一些人的眸子里仅仅是被风化了的石柱，对阙的建筑艺术、雕塑艺术、书法艺术却知之甚微，甚至非常陌生。因此，渠县汉阙的文化解读，对正在着眼于建设渠县汉阙长廊的便成了一件极为有意义的事了。
一、阙谓何物
“阙”这个词最早出现在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郑风子衿》篇里。诗曰：“挑兮达兮，在城阙兮。一日不见，如三月兮。”这里的“城阙”与唐代王勃笔下“城阙辅三秦”的“城阙”一样，都是指的“城楼”。《周礼》、《左传》、《谷梁》、《史记》、《尔雅》、《说文解字》、《风俗通义》等书，都对“阙”有过记述。随着历史的推移，建阙的动因、用料、置地、状貌及作用也不尽一致。商周阙用泥土构筑，以悬天子之号令；春秋阙多立于宫门、王宅及庙宇前，以悬政令；这时，每门所树的两观显得别致，塑有奇禽怪兽之图案，以昭示万民，饰门在于别尊卑也；汉阙用石凿叠就于墓前居多，亦有树于庙前的，如河南登丰太石阙、少室阙、启母阙均是汉代庙前石阙。渠县六处汉阙与李白在《忆秦娥》中提及的“西风残照，汉家陵阙”，都是汉代墓前石阙，以记官爵、功绩或作装饰之用。古代，宫殿、庙宇、陵墓门前立双柱，左右各一，建成高台，上圆下方，登其上，可远观，故谓之“观”，因悬其法，故谓之“象魏”。两柱之间是空缺，古时“缺”与“阙”相通，其阙之意明也。门阙（双柱）代称宫门，故引申为京阙和宫阙。确切地说，“古代宫庙及墓门立双柱者谓之阙”（《辞源》）。
二、碑阙有别
阙是阙，碑是碑，不能混为一谈。有人视汉阙为汉碑，因此使用起“汉碑乡”、“汉碑酒”的称谓来。其实，阙和碑本不是同一物。碑是原始人类在死者坟前立的一块石头，旨在防止死者鬼魂从尸体上升腾起来，作用在于压魂；后来，人们把立于宫、庙、殿、堂前用以识日影或拴马的石柱称作碑。汉代经学大师郑玄说：“宫必有碑，所以识日景，引阴阳也。”那时的石碑没有文字，没有纪念意义。再后，人死入葬时，人们在墓坑周围树立石桩碑，并凿上孔，用以系绳徐徐下棺，这时的碑仍然没有文字和纪念意义。到了秦代，人们在墓旁石柱上刻下纪念和说明文字，称作刻石。西汉时，把长方形的刻石叫碑，把圆首或不方不圆的刻石叫碣。碑与碣在于记事颂德。东汉以来，树碑立碣蜂起，久而久之，也就碑碣不分，功用也逐渐多了起来。除墓碑外，纪念碑’、墨迹碑、地界碑、里程碑等等，形形色色，沿袭不衰。如果将碑与阙的起因、发展、结构、作用等方面进行比较，不难发现两者是有显著区别的。立碑始于原始人类，尔后沿袭不衰，阙则始于商周，盛于汉代，衰于晋代，发展沿革迥异；其次，碑由碑基、碑身组成，结构简单，阙则由阙基、阙身、枋子层、介石、斗拱层、屋顶组成，结构复杂得多，两者的形体、状貌各异；再次，碑是不分身份、地位都是可以立的，阙则要具有一定身份、地位的人才可以立；再次，碑在于压魂、拴马、观日景，以作纪念、说明用，阙则在于发号令，悬法规；别尊卑，标明等第、地位，借以扬名壮姓。由此可见，碑和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建筑物。沈府君西阙旁，树有渠县邑侯王椿源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树立的一尊《沈府君神道碑亭记》的石碑。将沈府君阙的历史沿革、地理位置、考察内容和艺术价值等都刻于碑上，留下了弥足珍贵的历史资料。碑与阙作为铭文载体，所记的内容，产生的作用则是不相同的；两种物体都是石头，但状貌就三岁孩童也会分辨。所以，碑和阙之间不能划等号。碑也罢，阙也罢，关键在于它的文物价值。比如陕西西安的碑林、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云南陆良县爨龙颜碑和甘肃武威县的西夏碑等均同属国家一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三、墓阙有主
现存的渠县六处汉阙皆属墓阙。凡墓阙无疑是有阙主的。但是，渠县的6处汉阙除两处铭文阙外，其余4处无铭阙的阙主却不得而知。应当说，就是因为无铭文而无法找到阙主。为什么会有铭文阙和无铭阙之分呢？阙后的陵墓在哪里呢?阙至墓的神道多长多宽？这一连串的问题长期以来没有找到确切的答案。
汉代是建阙的盛期，都城、宫殿、陵墓、祠庙、衙署、官邸以及有一定地位的官民的墓地，都可以按一定等级建阙。”（渠县文史资料第10辑渠县汉阙）这一段话，很在意“官民”二宇。过去，对建阙资格的认识，仅仅停留在“二千石”的官吏身上，没有听到有一定地位的百姓也可以立阙的说法，这似乎是一个新的发现。因为，冯汉骥先生在1961年11期《文物》杂志上载文说：“现在尚保存在四川汉代墓前的石阙，其墓主均是作过太守以上官吏的。”邓天柱先生在《阙乡风采》一书中说：“墓前立石阙者，表示墓主生前有俸禄‘二千石’以上的官阶，起码是太守以上的官爵。有专家说，官至‘二千石’的，死后墓前可立单阙，而立双阙的，生前当封侯。”没有说明这段话的出处。为此，我查了一下“二千石”的官称：“汉代郡守月俸二千石，即120斛（hu），因此，‘二千石’成了郡守的别称，有时也作地方行政长官的泛称。”（《中学语文教师手册下册》）冯、邓二先生没有涉及百姓建阙的事，仅仅说只有“二千石”以上的官爵才有建阙的资格。如果说，建阙在于区别尊卑，扬名壮姓，那么既未铭姓也未铭名何故乃尔？当然，不能拿唐代武则天的无宇碑来解释无铭阙之所以无铭，不过，官在“二千石”以上的等级可以立阙，而且立的阙有高有矮；那末，百姓要身居何等地位才允许立阙？立什么样等级的阙？渠县汉阙告诉我们：做官的沈府君阙比同样做官的冯使君阙高0．46米,也许这也是一种官阶差异。4处无铭阙，统统不能铭姓刻名，记功载绩，这也许是一种等级差异，阙主或者是低于“二千石”的官爵，或者是有地位的商贾。在无铭诸阙中，蒲家湾无铭阙比王家坪无铭阙高0.06米，王家坪无铭阙比赵家村东无铭阙高0.02米，赵家村东无铭阙比赵家村西无铭阙高0.21米，应当说这是由阙主与阙主之间不同地位决定的比差。在以礼为中心的中国封建社会，建筑从来都是以其物质的和精神的两个功能作用于社会，一是表达人们的精神寄托，二是通过历史的折光，传达出一种深层文化。说白了，礼是一种等级制度。连人的住宅规模、样式也随人的地位不同而存在明显的等级差别，何况阙乎？
渠县的铭文阙现有两处，一是沈府君阙，一是冯使君阙。沈府君是谁？研究渠县汉阙的专家、学者没有得出考证结论。惟一能够提供一点研究线索的，就是民国（渠县志别录志）所载的一点点文字：“按《华阳国志益郡志》：孝明帝水平十二年，哀牢抑狼遣子奉献帝，乃置永昌郡治之，以蜀郡郑纯为太守，纯后以太守著名绩者，有蜀郡张化常，元巴郡沈稚、黎彪，此沈稚或即交趾都尉沈君。盖永昌即云南永昌府，去交趾最近，意者，由永昌太守移官其地耳。”这段话关于交趾都尉沈君即沈稚的说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姑且将沈府君认作沈稚。当然，亦须存疑续考。
沈府君阙是渠县诸阙中惟一幸存的双体阙，也是诸阙中最高的两尊阙。东阙和西阙相距21．62 米。西阙正面铭文是：“汉新丰令交趾都尉沈府君神道”。“新丰”指东汉京师所辖十二县之一。“令”是官名。新丰令即新丰县县令。按当时的规定，所辖区域万户以上称“令”，万户以下称“长”。“新丰”在今陕西省临潼县东北的新丰镇。“交趾都尉”。东汉时，交趾郡是边关的要害郡，除设郡守外，还设都尉。交趾在现在的越南（时为安南）河内市东部，天德江北岸。都尉是东汉时辅佐郡守的军官，负责掌管一个郡的全部军事。“沈府君”。汉代称太守为府君。（后汉书华佗传》：“广陵太守陈登忽患匈（胸）中烦懑，面赤不食。佗脉之，曰：‘府君胃中有虫。”’这里，华佗称广陵太守陈登为府君。府君也可用作对神的敬称。“神道”。（后汉书中山简王焉传）：“大为修冢莹，开神道。”李贤注曰：“墓前开道，立石柱以为标，谓神道。”东阙铭文内容是西阙的承接，铭文“汉谒者北屯司马左都侯沈府君神道”“谒者”，为汉代郎中令属官。郎中令是皇帝左右亲近的官职。后来，职权有所变化，改为管理车、骑、门户，并内立侍卫，外从征伐。北屯司马。汉制，大将军营五部，北屯为五部之一。部各留军司马一人，为军府之官，在将军之下，综理一府之事，参与军事计划。左都侯。东汉设“三都”：其一，东都雒（1m）由（今洛阳市东北）；其二，西都长安（汉城在今西安市西北）；其三，南都宛（yuan），在今河南南阳市。左都为三都之一。孔颖达在（邶风旌丘序》中说：“侯为州牧也。”东汉灵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居于郡守之上，掌管一州之军政大权。“都”“州”同级。左都侯是沈稚的最高官位。
另一处铭文阙是座落在土溪镇赵家村的冯使君阙，现存单体，阙主冯焕（?121年），在汉和帝永之元年到汉安帝建光元年（89年）以来，相继担任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刺史、幽州刺史。汉安帝元年（121年）正月，冯焕与所辖玄菟太守姚光、辽东太守蔡讽等率将士出塞高句骊、氵岁貊，初战告捷，捕斩了氵岁貊渠帅，缴获了兵马财物。这场征讨战后，夏四月，辽东属国都尉庞奋捏造《玺书》，以皇上的名义杀害了玄菟太守姚光，还将冯焕投入狱中。冯焕这位有功之臣，竟然蒙受不白之冤，忧愤交加，意欲自杀。冯焕的儿子冯绲怀疑《玺书》有假，并对父亲说：“大人在州，志欲去恶，实无它故，必是凶人妄诈，规肆奸毒。愿以事自上。甘罪无晚。”冯焕采纳了儿子的意见，决定“上书自讼”。经查明，“果诈者所为”。因为庞奋一伙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常常受阻于冯焕这样的清正廉洁官吏，给他们过不去的地方太多，于是早就怀恨在胸，多次设陷阱对冯焕等人加以残害，黔驴技穷，竟然伪造“圣旨”，捏造罪名，杀害功臣姚光，陷害冯焕。最后庞奋被处死，罪有应得。但冯焕却病死于狱中。汉安帝“怜之，赐焕光钱十万，以子为郎中。绲由是知名……”
冯焕死后，部属将他的遗体运回故里。冯焕豫州旧部颖川、汝南等诸曹史得帐下司马、武刚司马10余人，为焕立碑，镌刻墓志。还另立碑刻有汉安帝告豫州刺史冯焕的诏书（已失）。于www.babaimi.com
阙身正面铭文是：“故尚书侍郎河南京令豫州幽州刺史冯使君神道”“尚书侍郎”。汉武帝时，尚书因在皇帝左右办事，掌管文书奏章，地位重要。东汉时正式成为协助皇帝处理政务的官员。从此，大司徒（司徒）、大司马（太尉）、大司空（司空）等“三公”权力逐渐削弱。尚书台成了政务中枢，其属官初任时为“郎中”，满一年为“尚书郎”，三年为“尚书侍郎”。河南京令。东汉光武帝刘秀建都洛阳，在献帝刘协建安十八年（213年）“省州并郡”以前，全国除设十二州，辖九十八郡国外，还设有河南尹、京兆尹（洛阳以西）、左冯翊、右扶风、司隶校尉等中央直辖行政权。《后汉书百官志五》：“凡州设督都为京都，置尹一人，二千石。”“属官，每县、邑、道，大者设令一人，一千石，其次设长，四百石，小者设长，三百石。”可以推断，冯焕任河南京令，可能是京兆尹属下的河南县令，由京俸四百石的尚书侍郎晋升为京俸一千石的京郊县令。豫州幽州刺史。汉武帝时，州设刺史，以六条察问郡 县，为监察性质，其官阶低于郡守。汉成帝时，改刺史为州牧，官阶在郡守之上。东汉初（25年）又称刺史，为州之最高行政和军事长官。冯焕在幽州任刺史，所辖11郡国，90县、邑、侯国。当时的幽州治地在今北京城西南。使君，即太守。
渠县除现存的六处汉阙外，应当说还有一处冯绲墓阙。据民国《渠县志别录志》载：“车骑将军冯公之铭，永康元年为冯绲立，县东九十里，双石阙西南二丈三尺，界连大竹，铭碑尚存，额篆如上云云。碑作隶书，隐约可辨。”墓在何处，阙在何方?无以查考。据载，墓道中立有双排六玉碑，“其上有鸟三足，狐九尾，其下则二鹿，有一人跨其右者。最下一牛首。六玉碑上有朱雀，下有玄武。”
